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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早期的耐力乘骑与耐力赛
耐力乘骑当初仅是用于军事。从汉武帝始，为了战报和军事情报的快速传递，设立了用于军事的“驿”。通过“驿”的作用，把信息和情报逐段快速传到皇帝或军事首长那儿。当初汉武帝伐大宛夺汗血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马匹对于战报、情报的输送速度。 汉语里本无“站”这个词，只是到了元朝，古蒙古语中相对“驿”这个词，蒙语发音作：zhan chi （用汉语标注可写成：站赤）。汉人讲汉语多爱省略，特别是北京话，更是用卷舌的儿音来做省略。之后，近百年过去了，zhanchi 就成了“站”。明朝建立后，永乐帝朱棣曾颁令禁止使用蒙古语的“站赤”，恢复汉人的“驿”，但“站”比“驿”更上口，民间改不了。不得已，朝廷只能认可，从此出了一新词：驿站。但在文书里或正式的称谓中仍坚持用“驿”。现保存最好的古驿站就是河北张家口的“鸡鸣驿”了。驿站中除了住人的房子，最多的就是马厩和草料房。大的驿站要养马八十匹左右，小的也得有二十几匹。一般两个驿站间的距离约为80-100华里，也有更长的，可视路况而定。 有一点可以确定，旧时的军人传递情报做耐力乘骑，一定是一件很苦的差事，绝无今日耐力赛来的潇洒。当然死马的事也肯定时有发生。 北京近代不为军事，仅仅为了爱好进行长途耐力乘骑的第一人，应是一个叫“莫理逊”的澳大利亚人。 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清末、民国初年有一个响当当的英文名字：Morrison Street ，这个名字一直叫到1949年。而这个莫理逊又是何其人也？ 一篇文中写道：“莫理逊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清末民初他在中国北京生活了20多年，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 他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逊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逊’。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逊大街’
，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逊文库’。 莫理逊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逊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其中功过是非还有待学者们研究。” 我十分赞同这位学者对莫理逊的看法。上面提到的那个“端钠”后来也做过国民政府的顾问，是蒋中正的朋友。当年西安事变，还亲去西安看望过被张、杨扣押的委员长。 陈道明主演的{我的1919}讲的就是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事。那次是中国近代，即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第一次成功地对外国列强说“不”
！ 莫理逊在王府井大街上购置了一大片宅子（大约就在今天的穆斯林大厦的北面，靠近路边）并厩养了三匹中国马（从照片上看应该是蒙古马），一匹灰马（我们称青马），一匹栗毛马和一匹深红黑鬃黑尾的骝毛马。每天清晨五点，无论寒暑天气如何，他都五点起床，准备停当，然后骑着马一路直奔西山，往返100华里，接近上午10点返回王府井大街的家中办公。每天骑一匹，三匹马轮换着骑。莫理逊爱骑马，马骑的好当时是颇有些名气的。 莫理逊真的可能就是近代北京，不是为了生计而做耐力乘骑的我们所知的第一人。 北京近代最早由中国人组织的耐力赛，大约是在光绪24年（1899年）由袁世凯的新军组织的北京---天津的120公里的耐力赛。据说全部是蒙古马，共三十几人参加，大部分都到了达终点。用时最少的好像是七小时三十分，是由一名德国的教官所乘骑的。现在资料里能查到的蒙古马100公里的不间断乘骑记录是7小时；而已知的阿拉伯马的该距离的记录是6小时。当然，时间、地域、季节的不同，使这项成绩的可比性下降，但有一点就是马匹乘骑完不能有伤亡。还有一些没被记录而仅是口述或者无法证实的记录，蒙古马的100公里乘骑的记录要少于6小时。比如说：据传2006年呼盟陈巴尔虎旗举行的100公里的耐力赛，在中途不休息不体检的情况下跑出3小时23分钟的成绩，速度几乎是30公里/小时。如果信息可靠，赛马又没有死亡和残废，这真是奇迹，是个荡涤一切耐力赛记录的奇迹，真不敢相信。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国际马术耐力赛的成绩。在亚运会历史上有马术耐力赛，第15届多哈亚运会是首次，并设置了团体和个人两项比赛。耐力赛的距离是120公里，整个比赛分为5段，距离分别是30公里、30公里、25公里、20公里、冲刺阶段15公里。第一段结束并兽医检查之后，休息30分钟；第二段也是30分钟；第三段和第四段分别是休息40分钟。总共44匹马参加比赛，自动退下来的有3匹，21匹被中途取消资格，1匹未参加起跑，跑完全程的有19匹马。在品种上，不明血统的11匹，美国温血马5匹，盎格鲁-阿拉伯3匹，那些不明血统的马主要是未登记的阿拉伯马或者混血马；在年龄上，9岁-10岁马是主力，一般为7-11岁的马最适合于长距离的耐力赛。从各段距离的速度看，第一阶段的30公里，最快的时间是1小时26分48秒(速度为20.74公里/小时)，第二段的30公里用时1小时26分22秒(速度为20.84公里/小时)，第三阶段的25公里用时为1小时13分28秒(速度为20.42公里/小时)，第四阶段的20公里为55分52秒(速度为21.48公里/小时)，最后的15公里为36分23秒（速度为24.74公里/小时）。 清末民初前后，驻津京的外国人在他们的圈子里就搞过多次、持续的耐力赛。不知道莫理逊可否参加了这些比赛。 我们相信，耐力乘骑和耐力赛的魅力，应该能从自然环境里，从两种生灵的默契合作、彼此信赖协作中最终找到答案，而且一定会是“文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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