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球图》谈唐代的马球运动

1971年7月至1972年2月，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陪葬乾陵的章怀太子李贤墓时，在墓道西避出土了一幅反映唐代马球运动的《马球图》。《马球图》全长8.2米，南端高1.7米，北面高2.4米，画面共有20多匹马，骑马人身着各色窄袖袍，着黑靴，戴幞头。最精彩的画面有5位骑者，打马球者左手执缰，右手执偃月形鞠杖（唐代打马球也称之为击鞠），最南面飞驰的马上坐一人，作回身反手击球状，另一人回头看蹄露在山外，山顶露出人头和半个马头，最后一骑为枣红马，四蹄腾空，往南驰骋，骑马人着淡绿色袍，红色翻领，面部微红，手中未持鞠杖。这幅《马球图》是国内罕见的反映唐代马球比赛实况的艺术品，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马球运动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笔者试从这幅壁画来探讨章怀墓《马球图》绘制的时间以及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 《马球图》绘制的时间 　　要想弄清《马球图》绘制的时间，首先必须弄清墓主人的基本情况和当时的社会情况。墓主人——章怀太子李贤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1]，该墓是他同其妻清河房氏的合葬墓。李贤生于高宗永徽五年（654），调露二年（682），因“忤逆”罪由太子废为庶人，并流放巴州化城县（今重庆巴州），文明元年（684），武则天临朝，逼令自杀，时年31岁。神龙元年（705）十一月武则天病死后，其弟中宗李显重新登上帝位，公元706年将李贤迁葬于乾陵。李贤墓共出土了两块墓志铭，一块是《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另一块为《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同为一人墓葬，出现了两块墓志，两块墓志前后相差５年时间，也就是说，公元706年，由巴州迁葬李贤时，是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公元711年，其妻清河房氏病逝后又重启墓穴进行夫妻合葬。章怀太子墓志记载：“景云二年四月十九日，又奉敕追赠册命为章怀太子。”有的学者就提出了《马球图》当在此时绘制，但笔者不这么认为，从乾陵己发掘对外开放的三座陪葬墓形制看，其中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和懿德太子李重润墓都是“号墓为陵”，陵园规模宏大，四角都建有角楼，而且墓道都比章怀墓道长且宽。懿德太子墓墓道长100.8米，宽度为3.9米，天井7个；永泰公主墓墓道长87.5米，宽度也是3.9米，天井6个；而章怀墓墓道全长只有71米，宽度平均3.3米，这说明章怀墓的形制是王者墓葬。又从永泰、懿德两座墓道壁画来看，都在入穴两侧墙壁绘有左青龙、右白虎壁画，惟章怀墓壁画绘制的是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从这一情况推断《马球图》绘制的时间当在公元705年之后唐中宗在位期间（705——709）。从发掘出土的章怀墓室所有壁画看，有些壁画有二次复制的现象，也就是说，公元711年，重启墓穴时对有些壁画曾进行二次复制，惟《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虽有缺损，但未见重笔迹象。由此说明，《马球图》是在迁葬雍王时己经绘制完成，也就是说《马球图》绘制的时间当在公元706年。   二 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 　　关于唐代马球的兴起，我国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的学者根据唐家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打球篇》所说“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世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2]。认为唐代马球兴起于唐太宗时期。向达在1933年出版的《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刊载的《长安打球小考》[3]一文就说：“波罗球（即马球）传入中国当始于唐太宗时。唐以前书只有蹴鞠，不及打球，至唐太宗，始令人习此。”[4]罗香林支持了向达的观点[5]，认为“唐代打球之戏，其风气肇开于太宗时之‘比亦令习’”[6]。20世纪50年代，苏竞存在研究了向氏、罗氏的论说以及其他有关文献之后，对马球起源于波斯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但也认为“我国古代的马球，似乎是唐代从当时的西蕃各国（波斯、吐蕃等）学来的。”[7]此外，阴法鲁的《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8]，徐寿彭、王尧合写的《唐代马球考》[9]，韩国磐的《唐朝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10]，都认为马球兴起于唐初，只不过认为马球不起源于波斯，而是起源于吐蕃（即今西藏）或从吐蕃学来的。据文献记载，唐代马球兴起的时间当在贞观十五年（641）前后，因为贞观八年（634）以前，吐蕃“未尝通中国”[11]，“贞观八年（吐蕃）始遣使来朝”[12]。因求婚目的未逞，弄赞普使“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13]。唐太宗派兵征讨，贞观十四年，弄赞“以使者请罪，因请昏（婚），许之”[14]。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完婚，从此，唐代与吐蕃开始和平往来，吐蕃马球戏传入长安就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应源于唐太宗时期。唐太宗提倡打马球，主要出自于对马球运动功能的认识。他认为通过打马球，能有效地提高骑马技术，有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正如大文学家韩愈所说“此诚为战非为戏”，同时也是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这一正确政策的必然结果。唐太宗令习打球，首开唐代打球风气，标志着唐代打马球运动的兴起。   三 唐代马球运动发展盛况 1．马球运动是唐代宫廷体育的主要内容 　　唐代打马球风气之盛，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自唐太宗令习打球后，马球运动首先在宫廷内蔚然成风。唐中宗李显是唐代马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身为一朝天子，多次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梨园亭球场观看马球赛。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二月，唐中宗在梨园令三品以上官员抛（打）球、拔河，沈佺期在《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描述了球赛的现状：“宛转萦香骑，飘飘拂画球；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15]另据记载：“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球队与唐代宫廷球队举行的一次马球对抗赛。球赛最终结果，以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附马杨慎交、琥延秀为一方的唐代球队获胜。“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献诗。”[16]唐中宗亲临球场观赛，反映了他对马球运动的喜好。“上（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17]唐代宫廷打球，逐渐蔚为风气。 　　唐玄宗李隆基（712—755年在位）是对唐代马球运动起过继往开来作用的皇帝。他登基前作为临淄王时就球技不凡。在与吐蕃球队较量时，“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敌。”[18]表现十分出色。公元712年登基后，他仍打球不辍。直到花甲高龄，他还同羽林军将士在骊山华清宫北绣门外舞马台旁的球场上驱马争夺[19]。唐玄宗以后，宫廷球风日益炽盛，唐穆宗李恒（821—824年在位）、唐敬宗李湛（825—826年在位）、唐宣宗李忱（847—859年在位）、唐僖宗李儇（874年—888年在位）都是马球迷。李儇还曾经说过“若开马球进士选，我当为状元。”他在逃亡期间，也不忘身带马球。唐昭宗李晔（889—904年在位）也是嗜球成癖的皇帝[20]。皇宫中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雍和殿以及西内苑、神策军驻地都有供皇帝使用的球场。解放后，在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曾出土了一块刻有“含元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己未月建”的“奠基石”，这表明唐文宗李昂在位时（827—840）曾在修含元殿的同时，修建了一个马球场。 　　唐代的宫廷马球热也波及到皇亲国戚、朝廷显贵。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唐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唐文宗时的户部尚书王源中等，都喜好打球，而且显名于时，他们分别在靖茶坊、永崇坊、太平坊各自的住宅区内自筑球场。同时还出现了唐代女子击球的记载。从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两方面看，唐代宗时，剑南节度使郭英乂曾“聚女人骑驴击鞠”，从而开始了“驴鞠之风气”《旧唐书·郭英乂传》。敬宗时，宫中教坊也组织伎女“分朋驴鞠”，以供皇帝观看取乐《旧唐书·敬宗纪》。1981年9月，在陕西临潼发掘的一座唐墓里，出土了四尊白陶彩绘击球女俑。她们分别骑在飞奔的骏马上，俯身向前作击球状，栩栩如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面八棱形的唐代铜镜，镜钮周围铸有四个女子骑马击球的形象。   2． 唐代马球运动在军队的开展被认为是军队“用兵之技 　　唐代军队有不少勤于打球的将帅，天宝六年（747）十月，唐玄宗李隆基以马球为“用兵之技”，诏令全国军队开展马球活动[21]。如果说唐太宗“令习打球”，促使了宫廷马球的兴起，那么，唐玄宗将马球“示于天下”，则推动了唐代马球在全国（首先是军队）的普及与发展。唐德宗时期的徐、泗、濠三州节度使张建封就特别突出，他本是文官出身，担任节度使后，也积极参与军事训练（包括骑马打球）。他说“仆本修文技笔者，今来帅领红旌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22]军队打球速度快，场面大，对抗性强。韩愈在徐州观看了张建封参加的马球赛后：“深感习战非为剧。”[23]唐代军他有不少击球能手，他们或“侧身转臂著马腹”[24]。或“俯身仰击复旁击”[25]或“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侧迥”[26]。曾任神策军将的泾原节度使同宝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市）为李相同公即席表演打球时，“不换公服，驰聚于绥场中”，“挥击应手”[27]。 　　唐代军队马球场都宽广、平坦，就像韩愈诗中所说：“筑场千步平如削”，陈、许二州节度使薛能在河南许昌修的球场接待了从徐州开往殷州（在今河南境内）的过境部队三千人；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刺史杜妥也曾在球场接待庞勋的士卒四千人，这都反映出当时军队球场之大。当然唐代马球除在宫廷军队开展外，被唐太宗称为进入“毂中”的进士，也投身马球运动。引人注目的“月灯阁球会”[28]就是吏部为经过殿试之后的新科进士举行的庆祝活动，用球赛的方式庆祝进士及第，以后成了唐代惯例，为史所罕见。在唐代，一场马球赛，观众动辄数千，这在我国体育史上也不多见，这种盛况，与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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