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丨鞠躬尽瘁说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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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犬马之劳,人们都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加以点赞,并积极效法人类的犬马朋友们要求于人甚少、给予人甚多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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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犬马自称,表示谦卑,为人效劳,恭候起居。语本《汉书·孙光传》:“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耋(音“谍”,指七八十岁年纪),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
  孙光把自己比作狗,没有丝毫纡尊降贵的意思,因为古代人对狗的“奉献”作用很看重,而这种看重,与长期跟狗一起作战、劳作,艰险与共、相依为命有关。
  有人考证说,狗的祖先是大灰狼,还有的说,狗是很早由波斯引进,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其实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关于狗的记载。远古时期,犬就和人类同穴共存,在一些人类早期居住的岩洞里,考古学家发现了狗的化石。那时,狗还被用来牧羊、狩猎、拖橇,看守家园和畜群。
  战国时代,犬参加了地道战。《墨子·备穴》第六十二章中写道:如果发现敌军通过地道来进攻,他(墨子)主张守城部队针锋相对,也以同样的战略,朝敌对的方向挖地道,力争与敌军的地道凿通,将敌人消灭于地下。为了防守,可派军用犬在洞穴里巡逻。他说:“穴垒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这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地道战,犬在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
  又如唐朝杜佑《通典》记载:“恐敌人夜间乘城而上,城中城外每三十步悬大灯于城半腹,置警犬于城上,吠之处需加备脂油火炬……”(《通典·兵制·攻城战具篇》)
  《资治通鉴》中曰:“凡行军下营,四面设伏铺,以犬守之。敌来则群吠,使营中知所警备。”
  又,于城外“置一家,家养数犬。剔犬窟于城壕之下,其犬盖以窟为庐,以壕为院落,一有风息,则犬以警人,人以叩堡。”(《武备志》)
  汉代把养犬作为大事,专门设立了“狗监”一职,任职者又叫“犬人”,专门管相犬、牵犬和驯犬之事。有个狗监叫杨得意,他牧犬之余,给汉武帝朗读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武帝听了非常赞赏,重用司马相如。所以后人说司马相如做官,与狗有缘分,当然只是一种说法。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已经早就有了的。他好诗赋,不习惯官场俗套,称病辞官,当垆卖酒,过他的平民生活。
  高祖刘邦重奖萧何,封萧何为邓侯。一些功臣不服,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攻城夺地,而萧何不曾有汗马功劳,反而封为高官,是何理由?”刘邦便说:“诸位,这就好比打猎,追杀兽兔的是狗,而发现目标和指明攻击方向的是人。你们攻城夺关,功不可没,但只属于功狗,而发现目标,指明攻击方向的是萧何,他属于功人。重奖他是有道理的,你们不必多说了。”刘邦这个“功狗”论,后来为许多将领执为论功行赏的理论标准。
  据传沛县的樊哙,出身贫寒,以屠狗为业,刘邦驻地离那儿近,常去吃狗肉,吃了不给钱,赊了不少账。后来,他把樊哙提拔当了将军。樊哙感恩图报,在鸿门宴上救了刘邦一命。
  所谓犬马之劳之犬,大抵指猎犬、牧犬、军犬、警犬、导盲犬之类;马主要是指战马。孙光自称犬马,说明古代崇尚犬马精神。犬马的奉献,可谓死而后已矣。
  马的作用,在古时候很受重视。
  “行地莫如马,马者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胜也。”(宋章如愚《山堂考索》)
  历代君王非常重视马政,配备了大量的官员选马、驯马、医马。周朝统管马政的官叫司马,在六卿之列,属高官。秦汉以后改为太仆,仍为九卿之一。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就当过南京太仆寺丞。这位乡儒是反对拟古,写文章出名的,被荐举到太仆寺,当时已是六十多岁了。
  战国中期的骑兵,是学习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本领,“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挽弓,尽为甲骑。”(《史记·匈奴列传》)骑兵逐渐普及到中原地区。
  日渐残酷的战场上,马革裹尸举目皆是,骑兵不能不退为次要兵种。但在战时运送粮草,太平时供人坐骑、巡逻,马仍然一如既往地默默工作,鞠躬尽瘁。所以谈到犬马之劳,人们都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加以点赞,并积极效法人类的犬马朋友们要求于人甚少、给予人甚多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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