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人类重要的家畜之一,尤其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占人说:“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1)我国自古对养马非常重视,马被列为六畜之首,特别是在被称为封建盛世的汉唐两代,养马的规模更大。后世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2)的说法。汉代大力发展养马业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
首先,骑兵的发展成为直接推动力。虽然在楚汉战争骑兵异军突起,屡立战功,由此成为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后来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骑兵却难以与强大的匈奴骑兵抗衡。由于长期战乱,国弱民贫,“人相食,死者过半”马匹更是少得可怜,“自天子不能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3)“平城之围”就使汉朝统治者清楚地意识到汉朝不是匈奴的对手,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手段,以换取一时的和平,积蓄力量,将来反击。同时更意识到“车骑者,天下武备也”,因此要巩固汉朝政权,抵御匈奴的侵袭,就必须大力发展养马业,壮大骑兵力量。
为此目的,从汉初开始,汉朝就积极筹集资金发展养马业。高帝四年(前203年)八月,开始征收“算赋”,“为治库兵车马之用”。(4)如淳注引《汉仪注》曰:“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此所谓马口钱。同时,设置和健全了马政的管理机构,命太仆(武帝时改为仆)专管养马事务,下设太仆承,以及下属马厩的令、巫或长、垂。据《汉旧仪》:太仆所掌的“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骑马、路和大厩,每厩“马皆力匹”。其它散见于史籍的厩名有翠华、大格、果卫、扼梁、大宛、胡河、金厩、家马等。到汉武帝时,“厩马有四十万匹”(5)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在西、北边郡设“牧苑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十万匹”(6)。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7)汉印中可见“右苑泉印”、“萃闺苑监’,、“右牧官印”、“北地牧师骑承”等,都可证明设立牧苑的事实。此外,又可见所谓“未央厩丞”、“未央厩监”、“厩印”、“长沙厩印”、“马府”、“中马府”、“外马”等,显然都是当时官府养马机构用印。汉代郡国也养马,在郡县设马丞,在王国设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等,负责马政。《汉印文字征》、《十钟山房印举》等书中著录的马官用印有数十个,如“唯陵马丞印”、“上虞马丞印”、“齐中左马”、“齐中右马”、“代马丞印”、“西河马丞”、“淄川厩长”、“鲁厩垂”、“虢县马丞”、“下密马丛印”、“东平陆马丞”等。甚至地处西北边疆的居延地区,也有“昭武厩令史”、“吞远厩”、“口郅连厩”及“马丞”等厩名及官名,可见汉代官府养马的普遍性。
在政府养马的同时,汉代政府还积极鼓励百姓养马。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以免除兵役的办法鼓励私人养马。武帝时继续实行“复马令”,当时“兵戈数动,民多买复”,又不愿为吏,“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8)汉朝政府还禁止偷盗屠宰马牛。居延汉简中有一支云:“府移使者口所诏书,毋得屠杀牛马。”(9)《盐铁论·刑德篇》云:“今盗马者死,盗牛者加”。还禁止优良种马外流,《汉书·昭帝纪》说:“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与现代种马相比,汉时体高五尺九寸的马确属相当优良的种马。严禁优良种马外流,对养马业的繁荣有积极意义。汉武帝时更加重视养马业,“天子为击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10)皇帝甚至以“解乘舆驯”作为鼓励养马的宣传手段。经过政府的大力提倡和鼓励,到汉武帝时仅厩马就达四十万匹,苑马和地方养马尚不算数。民间已是“众庶街巷有马,吁陌之间成群”。(11)《盐铁论·未通》记述:“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
大规模的使骑兵数量也大大增加,文帝时已能抽调八、九万骑兵防御匈奴。武帝时反击匈奴,前后动用骑兵一百二十万,每次参战的骑兵多达十多万。从汉武帝时起,汉朝军队已由车骑并用转变为以骑兵为主,步兵仅为运送辎重。如元狩四年(前119年)北伐匈奴,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私负从马达十四万匹”,而“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12)。汉军充分利用骑兵的快速机动,采用远程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取得辉煌战绩。特别是元狩四年的这次战役,卫青与匈奴大战于漠北,直追匈奴于竞颜山赵信城: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杀七万余人。“封狼居青”。为能快速突进,汉朝骑兵多备副马(居延汉简中多作“萃马”《汉书·赵充国》传作悴马,颜师古注曰:“悴,副也”)。经过这次战役之后,“甸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13)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从这场战争中,汉朝得到了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还有大量的牲畜。但汉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少”,战马损失也相当严重,如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军马死者有十余万匹。”(14)《汉书·昭帝纪》应劭注曰:“武帝数伐匈奴,再击大宛,马死略尽。”《汉书·武帝纪》云:“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注引如淳语曰:“贵平牡马贾,欲使人竞畜马。”《汉书·食货志》谓,汉“自(卫)青围单于后十四岁,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到李广利出征匈奴时,因为马匹缺乏,不得不用步兵,所以导致失败。
在马匹缺乏时,政府不得不征调民间马匹服役。如汉伐大宛,汉军仪六万人,而从民间征发的牲畜有“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驼以万数”。二伐大宛,在马死略尽的情况下,汉武帝下令征发“酒泉驴、臭驼负食出玉门关”(15)为随时征调,汉朝政府就“籍吏民马,补车骑马”。(16)颜师古注曰:“籍者,总入籍录而取之。”对于隐匿不出的人处以重罚。如《汉书·文帝功臣表》“黎倾侯廷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马,要斩”。颜注:“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有时向民间买马。《史记·汲黯传》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三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后来就出现官贷民牧的方式以解决官马不足的问题。《汉书·食货志》云:“武帝以新秦中千里无亭激”“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李奇注日:“边民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而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这一作法,后来发展为亭养母马制度,元鼎五年,因“车骑马乏,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天下封君至三百石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17)《汉书·昭帝纪》应韵注在“马死略尽”之后说,“乃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孽。”昭帝时对武帝时的马政进行许多修正。昭帝始元四年(前84年)诏“往时令民供出马,其止勿出”。“五年,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孟康注曰:“旧马高五尺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18)元风二年(前79年)又诏令“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勿敛今年马口钱。”对马政的调整,是以北边、西边的军事压力减轻为背景的口汉成帝时,也曾“罢六厩”,“减乘舆马”。(19)但在必要时政府仍从民间买马。如居延汉简第三○三·十二号:“元风三年十月,……请谴□官持□□□钱去□□,取承相从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案所占畜马二匹,当张舍从者,如律令”;第一九·四四号:“□张掖、酒泉、敦煌,乘(应为案字)家所占畜请(为马字误释)□”(20)。还有一简:“元延二年(前11年)十月乙酉,居延令尚、垂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谴亭长王丰,以诏书贾买马酒泉、敦煌、张掖郡中。前二简中“案家所所占富马二匹”,有人解释为依据各家所报养马数,官就其中取二匹,不象武帝时悉数收买。(21)民间养官马、征调马匹的事,此后常见于记载。如王莽天凤六年(19年),“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缓吏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地皇元年(20年),“乘传使者历经郡国,日且十辈”,“传马不能足,赋取道中马,取办于民”。(22)
东汉以后,官府养马业大大衰落。《后汉书·百官志二》云:“旧有六厩,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又有“牧师苑,分在河西六郡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有司省内外厩马及凉州诸苑马”。(23)虽然安帝元初时增设了越的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设置了万岁苑,键为设置了汉平苑。顺帝汉安元年(142年):“以远近献马众多,国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24)都未能重振西汉养马业的雄风。但东汉民间养马一直繁荣,政府需要马匹时,也常取自民间。如光和四年(181年),“初置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25)中平元年(184年)攻剿黄巾军,又“沼公卿出马”,并令“厩马非效祭之用,悉出给军”(26)。
汉代养马业的第二个推动力来自政治上的需要。车骑仪卫是封建等级制度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汉代的各级官员,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均有数量不等的马匹以充车骑仪卫,并运用法律手段,严格规定了车骑使用管理的权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车骑仪卫使用管理制度,以“别尊卑之序”。天子车骑之马为乘舆之马。《后汉书·舆服志》载:天子“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三辅黄图》载天子出行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最大规模的为大驾,有“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备千乘万骑”。皇帝出行,千乘万骑,威势齐天。如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出巡五原,“至朔方,临北方,勒兵十八万骑,族旗千余里,威震匈奴”。(27)武帝出猎时,也有“从数马万匹”。(28)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子用马皆有差。这些乘舆之马,数量大,吃得好,平时又很少使用。如元帝时,有厩马万匹,天天食粟,“苦其肥大,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29)《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故而灾荒之年,常减乘苑之马,禁民间粟马。如《汉书·文帝纪》:“以比岁不登,禁内郡马粟”,违者“没入之”。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马,以振困乏”。九月又令“太仆减谷食马”。(30)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月,诏令“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31)
汉代官员“公卿以下至三百石长导从,……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32)所以汉代官员出行、郊游、赴宴、田猎,都必备车骑,“列羽旎,陈戎马”“出入逾侈,辎耀日”,“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如东汉末年交州太守士燮出行时“车骑满道,……妻妾乘辎轩,子弟从兵骑。”(33)汉代官员出行时这种车水马龙的仪仗在考古发掘中经常见到。实物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窦绾墓中有车4辆,马13匹。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铜马39匹,铜牛l头,铜车l通辆,铜俑45件,组成一个庞大的阵势。最前方是举世皆知的铜奔马为前导,然后是17名骑士组成的行列:2骑吏并列为领,15名骑士两列为从;随后为主骑1匹,从骑4匹;稍后是斧车1辆,轺车4辆,各有1马系驾,“御奴”5人,从婢2人;再后为“冀张君”及“夫人”乘骑车马,共3马,2车,3奴1婢;“守张掖长张君”及“前、后夫人”乘骑车马,共3马,2车,3奴2婢;“守左骑千人”乘骑车马,共1车,1马,2奴。最后为“车”3辆,马3匹,牛车1辆,牛1头,驾车奴1人,从婢8人,凭几1个。(34)汉代墓室壁画中反映官员出行的场面也很多。如河北安平熹平五年(176年)墓室壁画,环绕前室四壁上部绘车马出行图,分上下四列,共绘出车马80余乘之多,每层每面为17名武士的行列,2骑吏并列为导,15名骑士分3行为从,后面有轺车5乘。(35)据推测此墓主身份为二千石或郡国相之类的官员。同雷台汉墓的主人大致相同。通过以上两个实例可以看出,组成各级官员仪仗的马匹数量很大,一般都由层层政府饲养,为保证政令通畅,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显示封建权势发挥了重要作用。